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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異議的“證言”:證人未出庭作證能做為定案的依據嗎?
時間:2019-03-11 16:11:53    來源:中國出版傳媒網    網站首頁    我來說兩句()
 

 ──關于對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法院一起行政審判案的調查yhu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安慶中院_副本.jpgyhu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中國出版傳媒網311日北京特稿(首席法律專家 吳禮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規定 “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經庭審質證。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由此可見,采納 “證人證言”,必須經庭審質證,未經庭審質證的“證人證言”,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然而,安徽省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法院20181229發出的一起行政審判案的核心內容卻是“行政機關在辦理行政處罰案件中的證人未出庭作證,并不必然導致該證人的詢問筆錄當然無效,且行政機關亦沒有必須在行政訴訟案件中申請該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 ,故對該案有爭議的待證事實傳喚四位證人出庭作證,盡管經法院傳喚均未予出庭,但是該四位 證人證言依然作為了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結果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背道而馳,顯然系違法采納“證人證言”。

這份《行政判決書》的編號為 (2018) 0802行初68號,該《行政判決書》一經發出,立即引起全國法學界和律師界愕然: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博士律師王風和、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劉戰堯、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合肥分所律師胡瑾、京衡律師集團律師李洪華、上海光明律師事務所律師徐紅英均認為,該案系行政機關在辦理行政處罰案件中對有爭議的待證事實傳喚四位證人均未出庭作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規定,其 證言依法不能認定,相反,未經庭審質證的“證人證言”被 予以認定就是同時違反了憲法和法律規定,破壞了國家法制統一、尊嚴和權威。

 

未經庭審質證的“證人證言”被 予以認定,違反了哪些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定: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證人證言須經法庭審查屬實,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第四十三條規定, “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由當事人互相質證”。

由此可知,行政機關在辦理行政處罰案件中并不具有也不得具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該案對未經庭審質證的證人證言 予以認定,不僅違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規定,而且也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第四十三條規定;不僅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定、第三十三條,而且也違反了《【最高院公報案例】證人證言是否應采納的六條裁判規則》。

 

引用法律卻曲解法律,誤導與國家憲法相抵觸

 

經調查,本案原告是一位安慶市居民,被告卻是安慶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安慶市人民政府,從當地來看,是當地著名的 “民告官”大案,而且一審、二審法院均是安慶市轄區內管轄的基層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

該案上訴人認為,雖然本案被告(被上訴人)是安慶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安慶市人民政府,但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而且,這起著名的 “民告官”大案在安慶市所轄法院審判,恰恰能反映出安慶市依法治市、依法審判、依法行政的水準,以及安慶市法制環境的優劣。

  這份《行政判決書》引用《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37(注:應為第33條,予以更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84條后,作出這樣認定:“被告水上派出所在立案后,對案件發生時在場人員進行詢問是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的法定職權,且該組證據形成于行政處罰決定作出以前,尚未進入復議程序,并非 ‘事后證據’(12)”。 “綜上,四份詢問筆錄形成于行政處罰決定之前,由行政處罰作出機關作為證據在法定舉證期內提交法庭,且筆錄均有行政執法人員及被詢問人簽名、按捺予以確認,符合證據的形式要件,故對該組證據,予以認定(13)。也就是說,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無須通過庭審質證,形成的詢問筆錄只要有行政執法人員及被詢問人簽名、按捺予以確認,就可以作為定案的依據。這顯然是具有了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的權利。

   那么,《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33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84條規定的是哪些內容呢?

   《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三十三條規定: “公安機關對行政案件進行調查時,應當全面、及時、合法地收集、調取證據材料,并予以審查、核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四條規定:“詢問筆錄應當交被詢問人核對;對沒有閱讀能力的,應當向其宣讀。記載有遺漏或者差錯的,被詢問人可以提出補充或者更正。被詢問人確認筆錄無誤后,應當簽名或者蓋章,詢問的人民警察也應當在筆錄上簽名。

    被詢問人要求就被詢問事項自行提供書面材料的,應當準許;必要時,人民警察也可以要求被詢問人自行書寫。

    詢問不滿16周歲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應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到場”。

    由此可知,該案審判長引用法律卻曲解法律,該兩條款規定并沒有排除證人證言無須經庭審質證,就可以生效或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更何況該案四位“證人證言”一直是有爭議的待證事實。

    由此可見,《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33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84條規定并沒有規定具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的權利,并不存在與國家憲法相抵觸。而該《行政判決書》判決,卻誤導該兩條款與國家憲法相抵觸。

 

該案審判長在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構成枉法裁判

 

該案是一起十分簡單的行政處罰案,違法行為人阮宏久毆打他人了,安慶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予以罰款100元了結了此案。受害人對此處罰過輕不服,故向安慶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安慶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機關未作任何調查,就非法采納 “證人證言”而予以維持,故又產生行政訴訟(詳情見多家媒體發表的文章,標題為《100元罰款:能了結對違法行為人阮宏久 “毆打他人”的處罰嗎? )

經調查,該案涉及的胡玉香、潘小苗、李波凌、周和平4 “證人證言”決定該案勝負。但是,該4 “證人證言原告一直持異議,并不認同,甚至認為存在偽證。在一審庭審中,上訴人依法申請傳喚四位證人出庭作證,經一審法院傳喚均未予出庭,故該四位證人證言依法不能成立,顯然,該4位證人證言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 “被告對作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視為沒有相應證據。……”。關于涉案4位證人,是屬于被上訴人派出所的證人,由被上訴人提供,應由被上訴人申請法院通知出庭作證,如被上訴人未通知其證人出庭作證,或者通知其出庭作證而未出庭作證,既原由該證人的所做詢問筆錄 “證人證言”,依法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何況該四位“證人證言”一直有爭議,并且與當事人提供其他書面證據不一致時, 證人證言證據當不應采信。

但是,該案審判長在明知經傳喚證人未出庭的前提下,依然予以認定“證人證言”,當屬于在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行為,構成枉法裁判。

何為 “故意”?為什么說 “該案審判長在審判活動中存在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的行為  

    “故意”一詞《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 “有意識的”;就是 “有意”、 “存心”的意思;刑法上指犯罪行為人對于他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和結果的心理態度;民法上指過錯的一種形式,即義務人明知其行為將侵害他人的權利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應負賠償的責任。該案審判人員做為一名即將退休的老法官,對采納 “證人證言”規則這個基本常識不可能不懂,而且作為該案審判長,對該案事實不可能不了解,但是,他有意編造一套上述理論來對抗法律,同時又引用法律來曲解法律,造成公安機關辦行政案件就具有特權的氣氛,顯然為了讓公安機關勝訴。因此,該案審判長晉德忠在審判活動中存在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的行為。

 

決不能讓這份破壞國家法制統一的文書生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二款規定 “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據以上事實和法律可知,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法院(2018) 0802行初68號《行政判決書》,是安慶市一起典型的枉法裁判案,該案審判長在本次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隨心所欲,并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二款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 “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指出:“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

   “自從我收到該《行政判決書》第二天,我就寫好了《行政上訴狀》向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但是,須經原審法院轉交,故我當時很擔心原審法院是否會轉交,春節上班后我還特意打電話給原審法院行政庭庭長,請求不要剝奪我上訴的權利” ,上訴人說, 20193 11 日,我收到了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通知書,這才放心。決不能讓這份破壞國家法制統一的文書生效,卻成為我眼下為凈化安慶法治環境而追求的目標。因此, ‘上訴’已經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營造安慶市依法審判和良好的法治環境,讓人民群眾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依憲治國做出了重要的論述: “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

 上訴人期待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有錯必糾,從 “依憲治國”、 “依憲執政”的高度糾正一審非法采納“證人證言”的錯誤行為,以歸還國家法制統一、尊嚴和權威!這也是安慶市500多萬人民的期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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