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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曾是日本古代教育中重要的教科書
時間:2015-01-30 09:49:13    來源:津報網-天津日報    網站首頁    我來說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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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作者:孫衛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中華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影響力,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東亞地區逐漸形成了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文化傳統。中國書籍經、史、子、集源源不斷地流傳到周邊各國。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朝鮮半島一直以漢字作為官方文字,科舉考試也仿效中國王朝,以儒家經典為主要的考試范圍,因而促使朝鮮士人閱讀中國典籍,進而推動了中國典籍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古代日本對中國典籍也相當重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日之間的海上航路被稱之為“書籍之路”,幾乎每一部比較重要的中國史書,都傳到了日本,有著程度不同的影響。對于越南,也有著類似的影響。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中國史籍在東亞的流傳,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一部偉大的傳記文學巨著,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有著重要地位,對中國后世史學和文學影響深遠。同時,對東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越南等地,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他們學習中國歷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們編寫史書仿效的目標,甚至是議論朝政參考的對象。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司馬遷的《史記》很早就傳入朝鮮半島,歷史上一直被奉為經典。三國時期、統一新羅和高麗時期皆重視對《史記》的學習,朝鮮王朝進一步弘揚這個傳統。《史記》既是朝鮮儒士喜讀的史學著作, 也是其科舉的重要內容和世子侍講、國王經筵日講的重要史書, 在朝鮮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朝鮮世子的培養非常重要,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習讀經史,《史記》是必讀書籍。同樣,如同中國朝廷的經筵制度一樣,朝鮮王廷也舉行經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國王講授儒家經典與重要史籍。朝鮮國王要求大臣不僅要精通儒家經典,也要精通中國史書,以備顧問。《史記》是歷朝國王經筵中必講內容。大臣往往借講史之際,聯系現實政治,提出參考建議,以便更好地治理王朝。燕山君時期,領事魚世謙對國王說:“進講《史記》,欲觀古人已行之事,法其善、戒其惡也。”明宗時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圣學高明,《四書》必講之后,當以《史記》進講。治亂興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記》。”可見,總是將治國之事與講《史記》聯系起來,這樣,使經筵日講有經世致用之功效。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同時,朝鮮還從《史記》中編選了許多著作,而以朝鮮國王正祖御定的《史記英選》最為引人注目,其內容選自《史記》。此書雖為史抄之書,但出自朝鮮國王正祖御定,長期為其宣教所用,此后更被奉為經典,指令群臣朗讀背誦,充分體現了此書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史記》對朝鮮的深遠影響。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朝鮮古代史書體裁與中國一樣,最為重要的乃編年與紀傳二體。在討論紀傳體時,都首先肯定司馬遷《史記》的開創之功,后世紀傳體史書都遵循司馬遷所創設的規制。“后世作者,一遵史遷規制。”這成為朝鮮史家編撰紀傳體史書的基本理念。高麗王朝金富軾主編的《三國史記》和朝鮮王朝鄭麟趾主編的《高麗史》是朝鮮半島歷史上“兩大官修正史”,莫不是效法司馬遷的《史記》。朝鮮學人就稱:“本史則有高麗金氏富軾《三國史記》、本朝鄭氏麟趾《高麗史》……本史,遷、固之遺。” “本史”,即是紀傳體史書,明確指出乃是“遷、固之遺”,完全是效法司馬遷和班固的史書。這兩部史書都是由王室主導、大臣監修的紀傳體官修史書,因而無不是以《史記》作為模仿對象。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史記》何時傳入日本,有不同說法。一般認為,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正是他們把《史記》帶回了日本,這是中國史學始傳日本的重要標志。《史記》傳入日本后,頗受重視。推古天皇時期,圣德太子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將“天皇”一詞,移植過來,不再使用“大王”,此后,“天皇”成為日本民族的象征。604年,圣德太子將《史記》的大一統思想引進《憲法十七條》,為其“大化改新”奠定了思想基礎。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記》是重要的教科書。日本古代設有專門講習學問的“大學寮”,其中設有專門講習歷史的“紀傳道”,修習“紀傳道”的學生被稱為“紀傳生”。《史記》是這些“紀傳生”的必讀之書。“紀傳生”學成后,常擔任大學頭、侍讀、式部大輔等要職,成為公卿,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亦有部分學生被選派到“撰國史所”,參與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動。到室町時代,幕府設立足利學校,足利學校中規定“學校不得講解除《三注》、《四書》《六經》、《列子》、《莊子》、《老子》、《史記》、《文選》之外的其他內容”。可見,古代日本學校對《史記》的重視,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日本最早的史學著述,大約出現在6世紀前半期的繼體天皇、欽明天皇時期。此后《六國史》出現,乃是日本奈良、平安時期官方編撰的六部日本國史書,即《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后紀》、《續日本后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的總稱。《日本書紀》成書于八世紀,史料上直接參考過《史記》,體例上也直接借鑒了《史記》的體例。按天皇立卷,編年記事。同時,其借鑒《史記》中的正統思想,以說明天皇繼承中的正統問題,把天皇敘述為天照大神的后代,有別于其他血統。這種觀念沒有《史記》的影響,在當時是不可能形成的。隨后《續日本紀》等五部史書,繼續弘揚《日本書紀》的特點,吸收和繼承《史記》所開創的紀傳體史書的某些特點。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日本史學史上最著名的漢文紀傳體日本史,是江戶時代水戶藩德川光圀主持編纂的《大日本史》。此書1657年開館,一直到1897年才基本完成,最終于1906年出版,歷時250年。記載了神武天皇即位至南北朝終結的日本史,分本紀、列傳、志、表四部分,合計三百九十七卷(另有目錄五卷)。此書乃日本最重要的紀傳體史書,在日本史學史、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此書多方面模仿了以《史記》為代表的中國紀傳體史書。為天皇立本紀,為大臣立傳,亦根據日本社會的情況,設立一些特殊的類傳;根據日本特點,對中國紀傳體史書中《志》的體例進行改進,編成十志。在義例與正統方面,我國古代正統論是應王朝更替而產生的,這與皇統萬世一系的日本有著根本差別。故《大日本史》既有模仿中國史書的特色,也有自身的特征。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安南半島在五代之前屬于我國郡縣,五代時期,越人吳權開始獨立,其文化已經印下了深厚的漢字文化的印記,司馬遷《史記》等中國古代史書早已為他們熟知。《史記》也是越南儒士需要閱讀的最重要的史書,亦是他們科舉考試的內容。之后越南古代史書體裁也是在《史記》等中國史書的影響下而生成的,主要采用紀傳體、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其中最重要的編年體史書乃漢文編成的《大越史記全書》,該書于后黎圣宗洪德年間(1470-1497),由吳士連編纂,收錄了自鴻龐氏時代以來的傳說及史實,最后于1697年,由黎僖負責增補至后黎嘉宗德元二年(1675年)的史事,歷時二百多年。全書二十五卷,分外紀全書、本紀全書、本紀實錄三部分,是越南歷史上最重要的編年體通史,乃是效法《史記》之本紀部分而成的。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總之,在傳統的東亞世界中,《史記》是各國君臣與儒生必讀之書,也是他們議論朝政的重要依據;同時借助閱讀《史記》,強化其正統思想。在編撰史書之時,無論是塑造本國與本朝的正統性,還是在史書體裁、史料上,皆不同程度地受到《史記》深深的影響。《史記》在傳統東亞世界的政治與文化中,有著深遠的影響。(原標題:《史記》對東亞政治文化之影響)dfg中國出版傳媒網_中國國家文化產業綜合性門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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